[50]此外，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社会变迁迅速甚至过速，有些法条确实存在不符合当前实践的问题。
并且，人民尊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内容和工作举措，都需要通过完备的权利实现体系和权利保障制度为其提供必要的保证和支撑。
惟此，法律规范所表达的理想生活和生活方式才是这个民族所向往的和持守的。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的尊重。[1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对象化。在明确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一方面，继续发展，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生产的目的和发展的动力。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第三，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贵在全面改革。在出现立法争议时呼唤第三方，更多的是期望第三方能够研究清楚立法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能够提出更具理性、更具可接受性的客观解决方案，而非将第三方作为更高地位的机关来求助。
二、第三方立法评估的外部功能 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就立法外部的社会影响和立法相对人而言，也主要有三： 1.评论遏制功能。解决的途径就是通过第三方立法评估这一博弈平台来达成合意。也就是愿意对反对者作出某些让步，并作成好的方案以便尽可能少触怒持反对意见的人。立法机关必定内在要求选择出能胜任的第三方来做事情，将第三方视为立法争议双方交流沟通的另一平台，通过第三方机制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与调适，既专业又中立地提出信息资讯和解决方案，最后才作出立法决策。
第三方可对立法事实的客观性进行调研，对立法价值取向作中立性处理，对立法争议事项进行科学性评估，对可能存在的立法智慧提出建议。第三方立法评估的科学性不相信民主争论式的真理越辩越明，而是求助于认识论式的理论说服力和证据证明力。
立法第三方不仅成为信息对等交流的平台，还可直接成为立法争议双方直接博弈的平台。3.促进参与立法的有序性。有了立法第三方，立法机关不再仅仅作为立法决策的场域，而是给决策者与影响决策者提供一个表演平台在双方彼此之间心存恐惧、互不信任以致无法达成合意的环境里，公开透明的第三方立法评估可消减双方的恐惧、不信任等障碍。
争议双方对第三方所提出的观点、主张、方案等有判断权和选择权。通过博弈平台达成合意的过程也是争议双方彼此调整的过程。特别是可以引导受立法影响者既抗争又妥协、既争取权利又履行义务、既追求自身自由又容忍他人对自由的追求。第三方立法评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避免立法僵局。
正如密尔所言：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由于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大……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手中。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
因为我们都处于社会权益共同体中，有系统思维和总体价值在发挥作用，所以还应当为了社会的通用规则而让步、和解、妥协。离开了评论(更多属于民主讨论与价值追求层面)和估价(更多属于科学定性与技术可能层面)，第三方立法评估就失去了立足之本。
立法僵局表现为争议较大、久拖不决等，其产生的主要和常见原因是物质层面的部门利益纠纷和精神层面的为权利而斗争，以及新生事物需要立法规制时人们认识不清，如共享单车和网络约车应由谁管理、如何管理、如何划分权利义务就有认识论上的问题。这样，无论是立法主体还是受立法影响者，无论是立法争议中的甲方还是乙方，其自身权力(或权利)都应受到监督，恪守制度定位和社会功能。如果不同价值追求、功能定位之间都地位平等而没有主次之分，那么，制度运行就会追求所有价值、力求所有功能，不会取得更好的立法效果。{1}115放在当下语境中，第三方及其立法评估、立法起草就是补充或使之臻于完善的矫正物。而在中国，这三个条件均不成熟，尤其是立法的公共理性问题确实值得反思。第三方立法评估所聚焦的证据更多地带有科学性、规律性、智慧性的成分，第三方立法评估更多的是站在权益共同体角度思考证据、从契约达成角度聚焦证据。
理想的立法第三方作为一个专业性、研究性的评估机构，不仅是一个开展评估活动的纯事务性实体，还可以总结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对评估理论和方法标准进行研究提升，发挥学术研究阵地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证据一词虽然与诉讼法学中的证据一词同形，但二者内涵不同。
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法治常识，作为公权力的立法不应例外。只有这样，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才会获得立法实践的认可，第三方评估才能占据应有的法治地位。
作为立法制度，第三方立法评估的功能并非局限于自身，而是利用程序设置来解决实体问题，根据地位与角色而形成功能。法治和立法的精神在于，一切意见和主张在未经理论说服和证据证明时皆应假定为不成立，而不是相反(假定为成立)。
既然不能将民主性的立法参与和法治性的立法争议中止功能作为第三方立法评估的主导功能，那就只能将科学性的证据说明功能作为主导功能。如此选出合适的人来做事情，在合法平台上作决策，更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立法出现僵局而暂停或久拖不决，是现代民主立法过程的正常现象，系民主价值取向使然。顾名思义，评估就是评论、估价。
但是，供给立法的代议制政府却容易走向集体平庸，代议制政府的成员虽具有民意基础却往往不具备立法知识、经验和技能，故难以保障立法质量。五、结语：第三方立法评估的开放性和构建性 作为一项制度的第三方立法评估，就立法过程和决策者而言，可发挥避免立法僵局、提高立法质量、促进参与立法的有序性等功能。
第三方还可以引导立法争议中的双方杜绝漫天要价(没有底线的要价、不顾对方和整个社会承受能力的要价)，共同努力达成社会契约。就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讲，科学性的证据说明功能应是第三方立法评估的主导功能。
哈耶克说：法律规则应当旨在有助于型构和维续一种抽象秩序{3}。这可有效地抑制立法膨胀和立法供给侧过剩，防止立法过多而扰民、乱民，节约宝贵的立法资源。
第三方立法评估可吸收更多主体参与立法，可和平、理性、文明地沟通与协商，斗争与妥协，力促产生立法这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1}115这种社会支持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如果离开第三方的化解，单靠立法主体很难管理立法风险。所以，第三方应在证据和理论上面下功夫。第三方立法评估的出现和运行必定从根本上改变立法面貌，在立法全过程中提高立法质量。
{6}在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下，立法第三方能从立法评估理论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评估实践，如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模式、评估方法，从而产生既具有自身特色又适应委托人需求的、禁得起整个社会检验的评估报告。{1}112撇开政治与民意，单从法治与立法角度分析，代议制政府的确存在集体平庸、立法质量堪忧的潜在风险及现实可能。
这一分析逻辑表明，立法争议中止不是第三方立法评估的首要功能。立法争议中止 所谓第三方立法评估，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是指由利益利害关系方以外的机构运用科学、系统、规范的评估方法，对有较大争议的重要立法事项进行专项研究和综合评估，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
但是，在立法复杂、权益纠葛不清时，则应区分出主导功能和次要功能，应突出主导功能，兼顾次要功能。公开透明还可防止第三方滑向特定一方的道德风险，如一味讨好立法决策者以求更多课题经费，或一味讨好立法权益相关方而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使之权益诉求过当，导致社会难以满足而失控。
